[3]参见［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0页。
与此相似的文件，是英国政府于2011年制定的《内阁手册》，其内容更为宽泛，涉及整个政府的运行，是一个关于政府运作的法律、惯例与规则指南。[16][英]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页。
[79] 在实践中，具有通说地位的是承认说。[1]这里仅举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中国宪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72]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决意违反法律，除非进行革命，法院是无法对它实施的。[2]比如宪法惯例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违反宪法惯例不构成违宪，宪法惯例是不成文的，宪法惯例不具有司法上的可适用性，等等。当宪法文本与现实发生背离时，实际起到宪法作用的宪法惯例，其宪法地位问题就必须在学理上予以明确下来。
宪本身也具有综合性和模糊性。实施的概念之所以值得仔细辩驳，是因为它是界分法律和惯例的标准。（二）低度法理化倾向 毫无疑问，宪法兼具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
在强调国家权力源自人民同意的国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规则选举民意代表，业已成为一种公认的政府组建与运行的合法性方式。功能价值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等展开。在没有确立这种制度性限制之前，法律就可能徒具民主合法性的外衣，并可能走向法律实证主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至于刘连泰教授提出的对合宪性审查进行概括性合宪性审查权与具体性合宪性审查权区分的观点，窃以为，概括性审查权的提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对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做出合理区分。
张翔教授提出，应依据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损害的存在穷尽救济等具体标准对宪法案件进行筛选，以控制宪法案件的数量，解决该技术性问题。通过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备案审查工作引起了媒体、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些理性的基本价值共识基础上的法律，具有一种关系性质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带有政治性的案件不能被法院审理，即法院只能处理法律问题。发展路径方面的研究，多数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如包万超教授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行使非诉讼的事先审查的宪法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立行使违宪侵权诉讼与附带性审查的违宪审查庭。经验表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可能产生正义的法律，也可能产生不正义的残暴的律法。
因此，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应当对审查决定予以公开，对合宪与否判断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即在内容上确定、清楚，避免产生歧义的说明，最大程度增强审查结果的正当性，减少社会对自我审查的批评与疑虑。因为，民主合法性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而非国家法律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具有更具政治眼光更强的政策协调性的制度优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消解自我审查悖论的作用。具有溢外效力的党内法规或者党政联席发布的文件，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党内法规不应当只由党内机关进行单独处理。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面对的法理困境，分析民主政治与宪法秩序之间的张力。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是明显的。
⑤涉及其他机关责任范围的事项，特别是政策性的事项。在这里，人既是目的又是关系。
确然，在我国现有宪法的架构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横向权力配置更加强调权力分工原则而非分权与制衡原则，更加注重国家作用的实现而非单纯的人权保障。通过设置一定要件标准对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案件进行筛选，以控制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数量，有助于维护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实施。显然，要防止合宪性审查陷入政治漩涡与陷阱，就不能审查所有的涉政治性案件。②法院对于系争案件相关资讯的取得，有其困难。但该原则作为拒绝审理某些案件的一项准据，不仅在概念内涵及宪法法理上未尽明确，而且其论理构造与逻辑亦有诸多缺陷，加之法院立场的不时转变，其能否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极令人怀疑。最终，美国违宪司法审查确立了如下政治界限：①宪法明文规定应由司法机关以外政治部门予以决定者。
除此之外，审查机关全部受理提请审查的案件，不仅容易增加审查机关的工作量，而且还会造成审查的低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宪法的实施与宪法权威的树立。当前西方国家的宪法危机或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是民主的重新抬头所导致的民粹主义、政党极化。
在法律体系内部，这个最基础规范是宪法，而党内法规的最基础规范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为解决民主立法的实质合法性问题，应当对民主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
可见，相较于法理正确的立法标准，政治协商与妥协更能决定法律的最终通过与否。首先，合宪性审查开始前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是否进行合宪性审查、是否公开宣告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具体程序等内容，而是否进行合宪性审查与合宪性案件过滤机制有关，如果没建立起过滤机制和标准，那么在实践中就很容易损害相对独立审查原则的落实。
但李树忠教授认为，相较于法律而言，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自我承诺的结果，表现为党的自我约束与对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针对特定群体更为严格的规范与准则，因而不能接受合宪性审查。综上分析可见，虽然民主合法性作为法律教条被人们所知晓，但民主合法性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并不代表其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很显然，由于审查者与立法者的合一性，这种制度优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自我审查的悖论。在合宪性审查筛选要件中，首先应当明确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区分。
如今，西方法治国家的违宪（合宪性）审查机关的权威性和裁决效力，已为各党派和民众所认可，且不至于引起宪法争议，但政党之间的矛盾却从传统的议会延伸到了违宪（合宪性）审查机关。如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总纲第5条对党章中宪法与党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和规范化，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同时具备政治约束力与宪法规范效力。
1949年建国后，制宪行宪立法中的政治协商与妥协开始具有中国的本土特色，主要表现为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即通过一定的程序机制收集公众意见。以备案审查公开机制的设置为比附，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三年听取并审议法工委所作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在常委会层面实现了备案审查工作的显性化。
不过，从法理上来看，任何规范的内在统一都需要一个更基础的规范为支撑。虽然违宪（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判断比政府单方面的认定更具有民主性，也更能维护本国的宪法秩序，但对政治问题的频繁审查，会使得审查机关的中立性受到影响。
将立法活动的根基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好恶观基础之上，虽然表面上会产生民主合法性的假象，实际上却是另外的结果—将法律引向政治：过分依赖民主。比如，我国在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前，并非不存在合宪性审查行为，而是存在鸭子凫水式的备案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合宪性审查的功能。问题在于，此种准据或传统能否起到真正的过滤作用？布伦南大法官在贝克诉卡尔案中总结出六条涉政治问题案件的显著特征，后演变成政治问题原则。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也表明，民主立法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决定的过程，其秉持的是民主政治多数决断的好恶观，而非法律正当与否的是非观。
因为，独立审查并不意味着独立于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实行三权分立宪法架构的美国，立法争议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党派之争，司法审查机关很难做到完全中立，容易使合宪性审查机关陷入政治漩涡之中。
因为，民主合法性不是选举制度创设的主要目的，选举的主要作用也不是使掌权者的权威合法化。因此，合宪性审查的具体程序设置应侧重在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与法律草案的控制。
作为一种以说理的方式解决政治争议的制度，违宪（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必须能为各政党、国家机关、国民所尊重。但学界对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困境及其排除方面的研究，受制于现实原因考量的实用主义目的，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